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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无哀:一片小小的刺青 ——读《花刺》

作者:浙江省摄影家协会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9-17 10:21:21   点击:505

看过陈敏的新作《花刺》,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她的上一部作品《花祭》。作为构思中的女性三部曲的组成部分,两部作品表现出很强的关联性,比如都精确地指向当代都市女性生活;都非常守经典纪实摄影的规矩,这一点看似不够“新锐”,其实殊为难得。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身体,但摄影师弃绝媚俗,没把她们娱乐化商业化,让影像以窥视价值来迎合视觉消费,而是表现出良好的控制力,一种严谨的视觉传播道德底线。


当然,两部作品的具体指向有明显区别,《花祭》更多地是社会学指向,而《花刺》指向的则是当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:女性身体与身体文化。这一主题在欧美摄影中成就了不少大家,中国当代艺术中也多有触及,但摄影中有力度的探索仍然不多,《花刺》在这方面初露野心。


对这一主题的关注,首先源于自觉的身体意识的产生,这一意识先自欧洲始,后来影响了全球文化。



关于身体意识的产生与身体的解放,在欧洲和中国都很容易找到参照点。1998年有一部非常流行的德国电影《罗拉快跑》,那个长相普通、发育良好、披着短发在街头飞奔的女孩,她和她的“快跑”到底象征了什么?也许有多种解释,但如果身处欧洲文化传统,只消回想一下“罗拉”们没法快跑的那个年代,比如19世纪,便可以会心一笑。19世纪的中国妇女以小脚闻名,那时候欧洲的“罗拉”们也没好到哪儿去,她们的身体除了是生殖工具和生产工具之外,还需要应付一大堆“配件”:


基本的女性身体会有以下配件:吊袜束腰带、紧身衬裤、硬衬布衬裙、背心式内衣、衬垫、胸罩、胃托、无袖宽内衣、处女区、细高跟、鼻环、面纱、小山羊皮手套、网眼袜、三角式披肩薄围巾、束发带、“快乐寡妇”、黑色丧章、短项链、无边平顶帽、手镯、珠项链、长柄眼镜式望远镜、羽毛围巾、纯黑色眼影、带梳妆镜的粉饼盒、带朴素镶边的“丽克拉”弹力紧身衣、名牌晨衣、法兰绒睡衣、镶花边内衣……(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:《女性肉体》,P297,见黄灿然编译的《见证与愉悦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1999)


“配件”越多,女人离自己真实的身体就越远;结果便是重压之下,“罗拉”的身体已经萎缩、消失。19世纪欧洲小说中的妇女常是面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,这样的身体跟中国妇女挪着一双小脚一样,怎么跑得起来?


今天的“罗拉”们可以飞奔,其背后经历了石破天惊的思想革命,那就是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解放身体。这场革命的发起人是哲学家尼采,他的思想也正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。



在欧洲基督教和形而上学的传统视野中,精神与肉体是二分的,人生之要义在于拯救精神,肉体犹如中国所说的“臭皮囊”,无法摆脱但毫不重要。这一观念,在尼采那里被反转。尼采直接宣称“对生命的最大非难就是上帝的存在”,因此为了生命的怒放,上帝必须死去,然后以身体为尺度重新估价文明,因为身体是比精神更令人惊喜的思想家。身体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家!尼采的思想后来被延伸,其中三位法国哲学家做了出色的工作:米歇尔·福柯仔细考察了身体的可塑性、记忆性、遗忘性,发现社会对人的管理,实际上是通过对身体的管理来实现的,其间存在着管理身体的“政治技术学”。吉尔·德勒兹则将身体视为一架“欲望的机器”;在他的语境中,“欲望”更多地具有褒义性、反抗性,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,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到生活细节,都已经逻辑化、秩序化、编码化,以符合资本的利益。而作为“欲望的机器”,身体却不断迸发出原始生命力,对这种逻辑化、编码化、秩序化形成冲击。因此,身体本身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。而在萨特那里,他坦言自己与身体的关系不好,对自己的身高、相貌都不满意;他一直选择坐硬木椅子,以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到身体存在的状态。正是这种从哲学、宗教、历史、社会到个人体验的多向度解析,终于将身体抽丝剥茧地解放出来,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,从毫不重要变得至为重要,成为生命、感觉、艺术、美、权力、活力等重要价值的象征,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艺术主题和文化关键词之一。


《花刺》指向的,正是这样一个有关身体意识与身体文化的主题,且更具中国特色:当下中国女性的身体意识之强,前所未有。三皇五帝到如今,哪个朝代的女性像今天这样疯狂暴露?哪个朝代的女性为了前凸后撅,猛向身体塞硅胶,还将脸一律削成锥子形?也是前所未有。这种疯狂折腾和自虐,源于高度的身体意识,以及对身体特别是身体外部视觉效果与外人评价的在意,并由此形成了服务身体的完善的身体工业(从服装、化妆品、医学整容到美甲、手链、体重称等),而刺青,正是这个身体工业中的小小一环。可以说,小小一片刺青,一边勾着个人纠结,一边连着社会文化。对此,陈敏有清醒的认识:“她们的纹身图案是她们的思想意识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时刻的裸露,也是当下时代发展的多元性与高度自由性的自我映衬”。(《花刺》主题阐述)



摄影师用镜头将个人与文化两个维度糅合在一起。无论刺的是个人心迹还是社会宏愿,日本浮世绘还是中国关公,蝎子毒蛇还是古埃及文字,本质上都是以身体为媒介制造一处个人化的艺术现场,一方面让“我”与“你们”区分开来,以确认自己的身份或找到自己的“群”;另一方面,制造一种与远古历史相勾连的身体文化景观,以超现实色彩宣示身体、意志与个性的自主与自由——这样的自由,对于中国女性来讲,想想她们1980年代初还以裹一身绿军装自豪,就知道实在是近期才有的事情。这是文化维度。


“满身刺绣般的华丽图案,有时候是思想茫然不知所措时的选择”,陈敏在《花刺》的“主题阐述”中如此写到。这种思想的“茫然不知所措”,正是刺青背后的个人纠结与身体焦虑。“吟罢低眉无写处,月光如水照缁衣”。面对“忍看朋辈成新鬼”的残酷现实,鲁迅先生当年是“怒向刀丛觅小诗”;身处无法排解的情感纠结,当代女性选择的可能是让几排钢针在皮肤上划过,让身体去感受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。而身体,不仅是这一切的起点和终点,更是顶点:“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,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;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,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。”(徐志摩言)这是个人的维度。


无论是爱是恨,身体承接了这一切,以一片小小的刺青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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